金沙国际的网站_王家范: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

发布时间: 2020-01-11 18:28:36 来源: admin

金沙国际的网站_王家范: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

金沙国际的网站,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,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“子民”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,前后经历了“大明”、“大顺”和“大清”三个朝代。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(新名词叫做“王朝周期率”),成王败寇已成常识。但这样的“半路杀出程咬金” ,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,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“第三者”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?

360年,六个甲子过去了,往事如烟。所幸保存下来的明清易代记载算是多的,仅在京亲历的回忆录就有十来部,扩大到相关人士著述也不下三、四十部(不包括南明部分)。20年前,搜集并阅读过这些“记忆”资料,也做过研究。这次重读,说实话,仍是一头雾水——历史永远是混沌不清的:这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?为甲申再祭,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题目。

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哲理性的探讨吗?不,我能做的,就是作些历史性的叙述。老祖宗叫做“述而不作”,西方流行的新名词称“后现代”。后现代史学推崇“叙述法”(而非过去流行的诠释法),认为故事说完了,“叙述者也就死了”,余下都是读者自己的事。

历史学家比过去谦逊多了,不好意思再用“揭示历史发展规律”来标榜自己职业的绝对神圣——借助陈旧的历史构筑未来的蓝图,实在是一种过高的奢望。新的说法,历史学实际上只是一门重新处理“记忆历史”的人文学科。历史既已经远逝,不可能被原模原样地得到整体“克隆”——留下的都是些记忆碎片,有的是落花缤纷,满地枯叶,不知如何收拾是好;有的则是荒芜零落,依稀见到的只是模糊的历史背景。但是,以“记忆历史”为名,拂去历史学神圣的光彩,决不意味着历史思考的艰难性和智力考验的程度降低了。

这些陈年往事,无一不是我们先辈煎熬过的人性历练、社会写照,也不断地在拷问后代子孙的智力水平:你们怎么认识,是比我们聪明,还是依然故我,没有进步?

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,北京城的老百姓,虽说向来见多识广,处变不惊,但怎么也想不到,在短短的两个月里,历史的造化要让他们经历接二连三的大事变,体味什么叫做惊恐万状和不知所措。

崇祯皇帝登基已经有17个年头。18岁时接手的是他“木匠”哥哥撂下的,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,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。(注:天启皇帝热衷木工技艺,水平一流,然不问朝政,魏忠贤等由此得逞,肆虐天下。明政权之崩坏,天启七年间已然成形,死后17年明才灭亡,说明事有不可预料者。详参《先拨志始》、《三朝野记》、《三案始末》诸书,不赘。)

即位伊始,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二把火。一把火,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;第二把火,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。一时道路相传,都以为 “大明中兴”有希望了。然而,没有多久,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,脾气变得越来越坏。令他烦心的是,官僚们办事不力,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,无有休止。经心腹太监密查,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,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。17年里,他先后更易内阁“宰相”50人(其中处死2人、充军2人),任免刑部尚书17人,兵部尚书处死2人、被迫自杀1人,诛戮总督7人、巡抚11人。(注:孟森:《明清史讲义》(上册),中华书局,1981年。)崇祯帝辩解说:“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。”(注:史惇:《恸余杂记》,载赵士锦《甲申纪事》本内,中华书局,1959年。)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,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“劣臣”,下此狠手,也是出于无奈。他发狠说“但要文官不爱财,武官不怕死”就满足了,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。(注:文秉:《烈皇小识》(“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”),上海书店,1982年。以下凡出于该丛书者,不另注。)

当几度整肃无效,失去耐心之后,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,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。

最令他头大的,则是起自陕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。崇祯执政17年,农民军跟着他17年,犹如幽灵附身,是专来催命、索命的。应对当政者的剿抚互用,农民军东奔西突,转战陕、晋、冀、豫、鄂、皖、鲁、川、甘等九省,死去活来。崇祯九、十年间,农民军经卢象升、洪承畴等人的合剿,几临灭顶之灾,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,卢、洪先后被抽调到抗清前线,一死一降,无意中帮了农民军。

躲过大劫大难之后,崇祯十三年冬,李自成离开隐伏多时的陕南山区,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,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,气势极盛(惟有三攻开封无功而返,以黄河决堤、水淹全城为结局,北宋东京的繁华陈迹荡然无存)。崇祯十六年冬,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明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灭,时势已经为李自成敞开了一条通向北京的胜利大道。甲申年正月初一,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,并亲率十余万大军渡河东征。

因此,甲申新年刚刚撩开它的面纱时,中国的政局实在是迷雾重重,有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着,前景深不可测。除正统的大明政权、西北的大顺政权外,还有一个从辽东崛起、由“金”改名为“清”的东北政权。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族后,于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的。到其子太宗皇太极手里,父子两代经营50多年,屡败明军,边境不断东展西扩,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,崇祯九年(1636年)正式改国名为“大清”。到甲申,年轻的新政权已经长大成人,进入了它的“青春躁动期”。

京城里的老百姓大约是从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攻陷昌平、火烧十三陵的消息传来,紧张气氛开始扩散弥漫。但九门紧锁的北京城,在冷兵器时代,固若金汤,从来不容易被攻破。北元、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,都望洋兴叹,转一个圈便开溜。因此,百姓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。不详的预感也是有的。去年夏秋之交,京城里遭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瘟疫,身上突生一隆起赘肉,数刻莫名死去,患病者有十之四五。年初又有呕血病流行,不时听到出丧的嚎哭,撕裂心肺,再加北来风沙暴袭击,“飞沙走石,或二三日一见,或一日再三见”,上上下下都高兴不起来。(注:刘尚友:《定思小记》,郑振铎“明季史料丛书”第八种,1944年圣泽园刻本。据周同《被瘟疫灭亡的明朝》一文称,前者为“疙瘩瘟”,是一种腺鼠疫引起的淋巴结肿大,后者则为肺鼠疫。载《光明观察》2004年1月27日。)

事也蹊巧,北京城的攻陷,全出李自成的意外,几乎兵不血刃就城门洞开。三月十七日半夜,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,义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。义军在北面的德胜门、西面的阜城门、西直门三处摆出攻城态势,炮声震天。十八日,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由软梯入城,代表李自成与明秘密谈判,要崇祯帝逊位,未获成功。十九日清晨,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,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,此后内城各门齐开;中午,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,从德胜门入,经承天门步入内殿。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,各各在门前摆设“永昌”香案,书“顺民”二字于门上,闭门不出。

不到半天的时间,京城的百姓已经从“大明”的子民变成了“大顺”的子民。宫中遍搜崇祯帝不得,全城严查。二十二日,确知崇祯皇帝已自缢于煤山(今景山公园内,死时虚龄36岁)。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,予以“礼葬”,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,后移入佛寺,有和尚为他诵经。二十七日,大殓毕,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,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。(注:以上叙事据杨士聪《甲申核真略》、赵士锦《甲申纪事》、钱《甲申传信录》、文秉《烈皇小识》等书记载综合,并参考徐鼒《小腆纪年附考》。《甲申核真略》,据前引郑振铎“明季史料丛书”所收圣泽园印本。)

大顺军占领京城,前后42天,几度宣布要举行登极仪式,却一再推迟,百姓惶惑不解。进城初秩序尚好,店铺照常营业。转折发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,四处抄家,连累店铺商家罢市,恐怖气氛逐渐浓重,人心开始不安。四月十四日,西长安街出现“ 贴示”:“明朝天数未尽,人思效忠,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,改元义兴元年。”谣言四起,甚有说观音托梦“明当中兴”,估计都是吴三桂一类人放风,借此动摇大顺军心。(注:详陈济生《再生纪略》、聋道人《遇变纪略》(又名《燕都志变》)与《甲申核真略》、《甲申传信录》诸书。《再生纪略》据嘉庆白鹿山房刊本“丛刻三种” 。《遇变纪略》据《荆驼逸史》本。《燕都志变》附于郑廉《豫变纪略》后,载“三怡堂丛书”,并指作者为徐应芬。)吴三桂南下投顺途中,获知吴家被抄,反叛回山海关。义军高层四月初已经获悉,经过一段踌躇后,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。(注:据赵士锦《甲申纪事》。有说90余人,甚至更多,日期也不一致。此据赵说,似较确。)十三日,李自成亲率10万大军,奔赴山海关前。二十六日,义军从山海关败归,仅余三、四万人,城里军纪开始严重失控。二十九日,在举行登极仪式的烟幕下,大顺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,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,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,由山西、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。(注:据《定思小记》、《再生纪略》、《甲申核真略》、《甲申传信录》等书,略加考订斟酌。)

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,但知吴三桂得胜,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,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。多尔衮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,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,星夜赶路,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。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,继续追杀西逃的义军。初三,大明一些在京官员准备好“迎驾”的一应仪仗设备,身着白色丧服,齐集东郊,打开朝阳门,吹号击鼓,迎候大明太子入城。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,“望尘俯伏”,山呼之后,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,而是胡服拖辫、人高马大的满人(即多尔衮)。不等众官弄个明白,即有清传令兵怒喝: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,悉去丧服白冠,“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!”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,迅即联名上《劝进表》,不想被清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:“此未是皇帝,吾国皇帝(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,史称顺治帝,虚龄7岁即位)自去岁已登极矣,何劝进之有?”(注:据《定思小记》、《甲申纪事》、《再生纪略》、《甲申传信录》等书,参考徐鼒《小腆纪年附考》。)

生当明清易代之际,事前、更多的是事后,有许多人都在检讨和思考这段历史。检讨细致到了应该任用什么人、处置什么人、这个战役该怎么打、那个战役打得如何不对头,以及执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,苦思冥想,呕心沥血,虽不无“事后诸葛”的嫌疑,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。

先说崇祯皇宫里的一帮人。20年前,一位好友特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,给我寄来一份复印件,内容是由杭州人韩顺卿在苏州的故纸堆中发现的,题名为《天翻地覆日记》的手抄本。从文字表达判断应出自内宫宦官之手,也有学者怀疑它就是久已失传的宦官王永章的《甲申日记》。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:

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,万岁谕娘娘云:“贼陷昌平,悔不从汝言,早令太子南迁。”入夜,贼犯平则等门,竟夜未睡。

十七日早朝,怒书御案曰:“文武个个可杀!”(此一情节在《烈皇小识》等书中均有记载,《小腆纪年附考》亦采入)

……(罢朝后)大门楼接进伪诏一封,召太子、永王、定王入宫,谕“汝等”二字,即哽咽不成语,抚其手。

谕娘娘云:“廷臣惟争义气,全忘忠义。十七年辛苦,仍为若辈所误。朕惟一死报祖宗,但苦百姓耳。”

娘娘云:“毛文龙不诛,袁崇焕不杀,卢象升、洪承畴不必勤王,贼犹可灭。天运人事,一至于此。”

万岁又云:“除却数人,竟无人可图大事耶?”

娘娘云:“早年求治太急,朝廷皆不安于位。后来已补救不及。或者永乐爷杀戮忠臣太过耶?”

撇开《日记》的真伪不论,“娘娘”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。明方的检讨异口同声都这样说:当年袁崇焕不杀“皮岛”上的毛文龙,辽东一帮骄兵悍将就不会叛明而降清,明就会有从背后牵制清人不敢留然南下的武装力量,骄悍的军阀们也无缘替清灭明充当“马前卒”;不是误中皇太极“蒋干盗书”式的离间计,杀了袁崇焕,辽东的失守以至后来吴三桂的出卖山海关,都可能避免;更要紧的,如果不是把剿杀义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、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,改剿为抚,而是趁热打铁,崇祯十三四年左右,说不定农民军的事情也就侥幸解决了。此后,回头全力对付辽东,何至于有“清兵入关”这局悲剧呢?

搁下明君臣各种“假设”不论,再说李自成方面。在古代,有关农民军的“记忆史” ,都是别人给他们写的。那么多的甲申实录,都把他们写成“祸水西来”,所幸还注重描述,北京42天里农民军的行动细节,无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。读这些相关资料,头脑里曾闪过一念:但看义军东征沿途,直至入京前后,明朝大批官僚、将帅望风而降,争先恐后“改头换面”,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琐,寡廉鲜耻,大明王朝人气之差,超乎想象。魏斐德曾据《明季北略》等书作了统计,在京自杀的明官40人,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方,且多居高位;投降大顺的高级官员竟有167人,南北方籍贯相等,年龄与资历偏低者占大多数。(注:[美]魏斐德:《洪业—清朝开国史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92年,第239—243页。)

需要补充说明的,魏没有统计在此前后投降的武官和太监,文官投顺名单中也有一些是受党争之害被诬陷的(南明清查“从逆”,是党争的延续)。有一件事更带滑稽色彩。五月初,有目击者看到,大约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前科举人,不知北京已经易手给清人,仍乘船由运河北上,“大为招摇”,到处声称他是去赶“大顺朝”的官员招考的。(注:陈济生:《再生纪略》。)这一切似乎预示事变也有另一种可能:不是辽东的清兵在中间横插一杠,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稳皇帝宝座的;果真如此,“二十五史”煞尾,就不是《清史稿》,而是“大顺史”了。

李自成终究没有做成皇帝。说大顺军因为骄傲而失败,今天看来是皮相之见。我倒觉得,李自成一帮人身上“朴素的阶级情感”未能及时褪去,这对想做稳皇帝是致命的。在立足未稳之前,就忙于对京城勋戚与官僚实行大规模的“拷掠”抄家,固然也可以认为出于建立“财政基础”的考量,但给人的感觉,总更像穷汉子积久的情绪发泄和劫夺 “富有者”急吼吼、时不我待的肤浅心态。他们不够“狡猾”——不能透彻地意识到这是改朝换代、生死攸关的一局大棋,完胜需要大智慧、大手段。为着彻底制胜对方,有些棋子要先走,有些要后走,有时更要舍得拼“炮”弃“卒”,以迷惑对手。

譬如对吴三桂,既然知道他军队所处战略地位事关紧要,派人招降他,却又在北京抄他的老家、夺他心爱的陈圆圆,这与刘邦在“楚汉战争”紧急关头,对韩信、彭越的隐忍妥协相比,就知道李自成他们太没有“文化”,吃了不读历史的亏。还有,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样一早就下决心“转世投胎”,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若即若离,缺乏表示诚意的策略手段。但我也想为李自成叫一声屈。李自成实在没有朱元璋幸运,他遇到的时代,活跃在功名场上的知识分子,多数心态浮躁,专长内耗,钩名钓誉,不务实学。

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点了明亡的一个死穴:明中期开始产生了一种叫做“道德灾变”的社会风气,知识分子很喜欢唱高调,也热衷抱小圈子,动辄以“异端”、“伪学”整人,结果假人走红,真人受气,(注:万历年间,临川汤显祖先生早发此感慨。他在给王肯堂的信里直抒胸臆,曰:“世之假人,常为真人苦。真人得意,假人影响而附之,以相得意。真人失意,假人影响而伺之,以自得意……大势真之得意处少,假之得意时多。”《汤显祖诗文集》卷44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1236页。)连李卓吾这样的书呆子也不放过。

李自成身边,投顺者甚多,但既没有李善长那样干练的行政高才,也没有刘伯温那样胸富韬略、世不再出的智囊(李岩是个虚构的人物,史家已有考证(注:顾诚: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4年,第132页及注14。))。那时中国也不是没有高人,李自成遇不到,或者那些人不屑与“流寇”为伍。清国的大学士范文程是一位民间高人,但他“养”在辽东,被太祖、太宗慧眼识中,帮助清人完成了“入主中国 ”的大业。可以说,毁坏明王朝与李自成帝业的,是各类人物的综合作用,但范文程,也包括洪承畴等“贰臣”,都有一份“功”或“罪”参与其间。

说一说“第三者”清人的“记忆史”。清人始终坚持,他们不是从明朝手里夺得江山的。1645年清兵南下,摄政王多尔衮有一封信寄给史可法,半为恐吓、半为劝降。信写得很机巧,说:“闯贼李自成,称兵犯阙,肆毒君亲。中国臣民,未闻有加遗一矢。” 因此,“夫国家之定燕都,乃得之于闯贼,非得之于明朝也。”(注:抱阳生:《甲申朝事小纪》(任道斌点校)卷7《摄政王与史可法书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7年,第608 页。)

现在看来,明清易代这一官方“辞令”,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“意识形态话语”(首倡者为范文程)。事隔73年后,康熙五十六年,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“圣祖长谕”,历数平生,大讲兴亡治乱之道,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。康熙帝对臣下说:

自古得天下之正,莫如我朝。太祖、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。尝兵及京城,诸大臣咸奏云当取。太宗皇帝曰:“明与我国素非和好,今取之甚易;但念中国之主,不忍取也。”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,崇祯自缢,臣民相率来迎,乃翦灭闯寇,入承大统。昔项羽起兵攻秦,后天下卒归于汉;其初,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。元末陈友谅等并起,后天下卒归于明;其初,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。我朝承席先烈,应天顺人,抚有区宇,以此见乱臣贼子,无非为真主驱除耳。(注: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卷9《圣治四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史部6、卷218。)

我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,觉得“味道浓极了”。康熙帝既承袭先辈的“话语霸权 ”(得手了,什么话都可以说;那时没能力,可以说成不忍取北京等等),但也增加了一层意思: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“共主”的,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,老百姓造反,把天下丢了,这怪谁?

在中国,在历史上,谁是“真主”,不是看出身,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“乱臣贼子”,“应天顺人,抚有区宇”,把握中国全局。在这种“ 英雄不问出身”典型的中国话语背后,还包含有强烈的反驳:别以为我们是“少数族” ,多少也是一族的大头领;你们过去的皇帝,一个是小小的亭长(最多相当于乡长),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,你们怎么就没有觉得不对味呢?

清人的成功不容易。这里只能说一项:清人在入关前后,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“合法性资源”一直是在努力学习、认真钻研的,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。这方面,与过去辽金、蒙元相比,都可谓“当刮目相看”。因此,机会到来时,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、收笼人心方面,真是“后生可畏”,紧紧抓住 “救民”、“安民”这二条汉族统治的“祖训”不松口。

例如入关前,即宣称“此行除暴救民,灭贼安天下,勿杀无辜,勿掠财物,勿焚庐舍”。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衮接受吴三桂投降时,特别强调此次“兵以义动”,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,“国家欲统一区夏,非又安百姓不可”。入京后,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,减轻民众负担;另一条也很厉害,下令“故明内阁部院诸臣,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”,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,概不追究他们“从逆”大顺的“政治问题”;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,从策略考虑,果断暂缓薙发,能进又能退。(注:据蒋良骐《东华录》(中华书局1 980年版)、《清史稿·范文程传》,并参孟森《明清史讲义》下册。)

因此清兵在华北、西北的军事行动,几乎通行无阻,颇得汉人的协助。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。先生在《明清史讲义》里评论这段历史,也说:“世祖开国之制度,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,余皆尚袭明制,几乎无所更改。明之积重难返,失其祖宗本意者,清能去其泰甚,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。顺治三年三月,翻译《明洪武宝训》成,世祖制序颁行天下,直自认继明统治,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,此古来易代所未有。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,不以因袭前代为嫌,反有收拾人心之用。”称赞满族为“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,其知识随势力而进”,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,可惜末代子孙“死于安乐,以致亡国灭种”。(注:孟森:《明清史讲义》(下册),第397、379页。)

当时,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,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“流寇”即农民起义引起的。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,几无可“勤王”之兵(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),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毙,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。因此,明清易代之际的“记忆史”,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“责任”上来: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,才变得如此不堪一击,拱手与人?

“记忆史”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,观点却十分混乱。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,觉得是臣僚坑了他,“君非亡国之君,臣皆亡国之臣”;写“记忆史”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。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,埋怨他专断自负,随意杀戮,喜怒无常等等。

总括起来,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,例如皇帝刚愎自用(或昏聩荒淫,但崇祯不属于此),“所用非人”,特别是任用宦官,更犯大忌;官僚群醉生梦死,贪婪内斗,“不以国事为重,不以百姓为念”,虽了无新意,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。

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?我想是有的。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、中期也都存在,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,甚至长达一、二百年?万历皇帝“罢工”20年不上朝,经济不是照样 “花团锦簇”,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?再说彻底些,无论哪个王朝,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,农民个别的、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,但真正能撼动根本、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,二、三百年才有一次。因此,用所谓“有压迫必有反抗”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,总有“烧火棍打白果——够不着”的味道。

重读明清易代史,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。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,出了不少书。他们的视角独特,往往能言人所未言。譬如美国的弗兰克,他在《白银资本》一书里,凭藉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,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(即明中期到明末)的百年间,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千到1万吨左右,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/3(其实这项研究,中国学者梁方仲、全汉升走在前,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)。1万吨白银,相当于当时中国的3.2亿两白银。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“造反有理”,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,因此推论巨额 “白银资本”的流入,促进了中国当时“国民经济”的发展和增长。

这一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“白银”功能,在明代历史上,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,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?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?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,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,当如何解释?

很明显,从“白银资本”话题出发,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,并加以深究的: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?在哪些人手里?作什么用途,是用以发展经济、改善国民生活了呢,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?

不错,从众多的“记忆史”里,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,多得惊人。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,已经上涨到年约3千余万两白银。(注:倪元潞于崇祯末接任户部尚书,有《并饷裁饷疏》,详列全国三饷各地区(收)与兵饷各军镇(支)分项数,是至今最为详尽可靠的三饷与兵饷数据。总计三饷总收入20101533两,兵饷总支出21 221487两,仍有赤字。再加原正常年财政收入约1千余万两,总数当在3千万两以上。参《倪文贞集·奏议》卷7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集部6、别集5。)五六十年间,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。崇祯五年有人揭发,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“小金库”,不防突然调任,仅支2万离去,余额尽为后继者所得。后者又兼了缉私的“巡盐”,欺匿盐税21万两。(注:文秉:《烈皇小识》卷3,前为曹暹,后为史。)然而,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,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,多少还能对各类“生活服务业”起点“推动”作用,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,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,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,最终被大顺军抄没,原形毕露。

据《甲申核真略》、《再生纪略》、《甲申传信录》等书记载,甲申正月初一,前线告急,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。崇祯愁眉不展,含糊地说:“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。”不愿透底。三月初十,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,为筹措军饷,皇帝派太监向大臣、勋戚逐家强行“捐银”。众人各各哭穷,都说“家银无多”。龙颜大怒下,老皇亲张国纪捐2万,皇后父亲捐1万,其余“未有及万者”。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,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,也只肯认捐1万两。大学士陈演推托“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”,向来清苦,一毛不拔。

然而,到大顺“拷掠”抄家,老底全兜了出来:陈演被拘,派人送4万两至刘宗敏府,结果为家仆告发,“先后搜掘黄金360两,白银48000两,珠宝盈斗”。太监王之心家,搜得白银15万两,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。在皇后父亲周家,搜得白银53万两,“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”。据说大顺军早有“坐探”潜入京城,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,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“追赃”定出了“指标”:内阁大臣级为10万,各部、院、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7、5、3万不等,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5万至3万,翰林3 万至1万,其余部属(司长、处长)则各以千计。

当然,这种“毛估”也有个别是虚夸的,有的被酷夹而死,仍不足此数。但若考虑到这些官僚勋戚还有收贮或存放在别处的大量金银,例如票号、钱庄,以及蓄藏于老家的,占有的白银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大顺军抄走。在京抄得总数多少?《怀陵流寇始终录》的作者说:刘宗敏上交1千万两,而李岩、李牟“用刑宽,所得少,以己物充数”。李岩有否其人也成问题,此说只能姑妄听之,但总数有千万两之多,似不算夸张;这里,还没有包括各书透露的大顺军官和士兵私抄入己之数。《甲申核真略》作者由接触义军所得印象是:士兵囊中多者5~6百两,少者亦有1~2百两。

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。据目击者杨士聪《甲申核真略》叙述,从四月十日起,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。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。据他观察,所载的内库“镇库银”,刻有“永乐”字号,每锭500两,每骑2锭(千骑则为100万两),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,不易辨认。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,黄金为若干万两。(注:杨士聪文内又云:户部银数,外解银不及40万,捐助20万。若此,户部历年积存已为战争掏空,上年度的财政应收款约3千余万两,解京只及零头。但刘尚友《定思小记》则说海内应解“京银两”岁2千万(其余则解往规定地区),到户部仅2百万两,似较合情理。)

赵士锦任职户部,比较清楚底细。他在《甲申纪事》中说: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,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,计白银3千余万两,黄金1 50万两。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,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,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。史惇在《恸余杂记》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,为厂监内臣所欺隐,一直蒙在鼓里,结果尽为“闯贼”所得,“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”,此恐得之道路传闻,未必确凿。我约摸地估算,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,总数至少在5千多万两以上,约占弗兰克所说白银总数的1/6。至于贮藏在各地藩王、官僚、富绅私宅里的白银,其数亦当十分可观。

文秉为明末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,依据父亲及亲友所藏大量邸报奏疏抄件,按年汇辑成《烈皇小识》,保留了揭发官僚贿赂的诸多“原始材料”。书中记载崇祯三年,后金兵入犯永平(今卢龙县,属唐山地区),乡官白养粹降敌。督师孙承宗命辽东明将祖大寿(此人后降清)、马世龙退敌。收复永平后,“叛人白养粹已死,其母尚在,张春先至,尽封所有而出,绝无染指。世龙则尽取其所有。大寿至,遂将白母用极刑,乃尽出其窖藏,盖几百万云”。

河北的一个乡官(退休官僚),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,由此推想全国官吏聚敛的总数会有多么大!弗兰克不理解“国富”、官富不等于民富。在此情景下,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银子过过手气,就算阔的了——保不定今天在手,明天还得交进官府(明末赋税是要交白银的)。

各书记载,都对京城勋戚、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,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。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,多有送金银珠宝的,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儿上门的,无耻至极。清康熙年间计六奇汇编的《明季北略》,因收录杂芜、考辨不清,史家使用常取谨慎态度。其中收录有宋献策、李岩两人的长篇对话,我估计是落第文人借宋、李之酒,浇自己心中的愤懑,显属编造,却点出了大明政治与白银贪婪的关联。大意是:李岩问明朝经科举选官入政坛非常不易,“何以国家有事,报效之人不多见也?”宋献策的解释,大明天下,满朝公卿,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,年薪丰厚,怎么肯随便舍弃?刚考上的,会说“我功名实非容易,二十年灯窗辛苦,才博得一纱帽上顶。一事未成,焉有即死之理?”老官僚则认为“我官居极品,亦非容易。二十年仕途小心,方得到这地位,大臣非止一人,我即独死无益”。因此宋献策总结说:他们每个人都认为“功名”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,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,子母相权,赢利至上,弃旧事新,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,是毫不足怪的。

以上所述,足以说明社会实情与弗兰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径庭。在明代,白银滚滚,并没有显著改善民众的生活;白银的诱惑,倒是极大地刺激了当权者的贪欲——要知道,白银不只具有资本流通的作用,更有易于贮藏的功能。因此,在白银时代,官僚层的贪婪,是实物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。

明中期以来廷臣间无休止的争斗,以及亡国前后投降失节之风的极盛,都与白银的诱惑不无关联。后者在甲申变故中暴露淋漓尽致,前一种情景,则可援引周延儒事为证。周被崇祯帝罢归后,于十四年再度出山,任内阁首辅,就是由复社张溥、吴昌时等人集资6万两白银,贿通亲信内监办成的。

事后证明复社此举愚蠢至极。周延儒以及与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,“表里为奸,无所不至,赃证累累,万目共见”,最终在京城陷落前一年,被崇祯帝因“交通内监”无情诛戮,复社亦蒙受污秽。(注:事详文秉《烈皇小识》卷7,谓“庶吉士张溥、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,涿州冯铨、河南侯恂、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,每股银万金,共费六万两,始得再召”。并参夏允彝《幸存录》、陆世仪《复社纪略》两书。)

总之,白银的权力化,权力的白银化,从明中叶开始直到清亡,除顺治朝、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敛外,贪污贿赂的规模是一波比一波扩大,官场腐败,人心不古,吏治每况而愈下。明清官绅消费奢靡成风,“春风薰得游人醉”,自然觉察不到岩浆的“地下运动”,突然井喷,悬崖勒马也就来不及了。

文秉描述编写《烈皇小识》的心情是“悲愤填膺,扼吭欲绝,涕泗滂沱,几执笔而不能下”,发问道:“天乎,人乎,岂气运使然乎?”其实,凡说到明亡的原委,明末清初人必追问“殆由天运,抑或人谋所致”,困惑不解,非文秉独然。(注:佚名:《明亡述略》,文内曰:“呜呼!天之厌明久矣,其兴可复望哉?使得贤主建国,君臣同心,无蹈前代之辙,江以南犹不能长保,况承以淫昏之人,欲苟延其祚得乎?”这是连南明之事都说透了。文附于《崇祯长编》本后,“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”版。)

现代人往往指“天运”为迷信、愚蠢,不屑一顾。这里要为这一说法“翻案”。明清易代的原因,可以罗列几十款,款款都找得到证据;但若强行证伪,每一款都很难单独成立。然而,还有一种因素长期被忽略,或者说意识不那么强烈,那就是:在明代的中后期,东亚大陆适逢称为“小冰河”的自然灾变周期,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,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。正是这一“天变”的因素,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,中国政坛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“火山爆发”。

最近韩国学者朴根必、李镐澈在我国《古今农业》上发表了题为《〈丙子日记〉(1636—1640)时代的气候与农业》的论文,指出“17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,即所谓的寒冷期(小冰河时期)”,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危机,因有《丙子日记》的发现,在朝鲜境内已经得到确证。我国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编著出版的《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》以及相关论文集刊,也证实1470—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(且旱涝互生)的历史时段,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。(注:《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》,地图出版社,1981年:《气象科学技术集刊(气象与旱涝)》,科学出版社,1983 年。)

现在看来,由于气象史专家搜索的历史资料不全,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。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《豫变纪略》一书,因对农民战争期间河南省情熟悉,记载详尽,在明清易代诸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。他对河南全省灾害,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,阅后触目惊心,摘录于下:

崇祯三年旱。

四年旱。

五年大旱。

六年郑州大水,黄河冰坚如石。

七年夏旱蝗。

八年夏旱蝗,怀庆黄河冰。

九年夏旱蝗,秋开封商丘大水。

十年夏大蝗,闰四月山西大雪。

十一年大旱蝗,赤地千里。

十二年大旱蝗,沁水竭。

十三年大旱蝗,上蔡地裂,洛阳地震,斗米千钱,人相食。

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,夏大蝗,飞蝗食小麦如割。

十五年怀庆地震,九月开封黄河决。

《豫变纪略》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。吕氏曾任兵部尚书,退休在家,目击河南灾情严重、备受征派增饷之苦,不吐不快。奏疏写于崇祯七年,字字沥血,不忍卒读:

盖数年来,臣乡无岁不苦荒,无月不苦兵,无日不苦挽输。庚午(崇祯三年)旱;辛未旱;壬申大旱。野无青草,十室九空。于是有斗米千钱者;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;有夫弃其妻、父弃其子者;有自缢空林、甘填沟壑者;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;有泥门担簦而逃者;有骨肉相残食者。兼以流寇之所焚杀,土寇之所劫掠,而且有矿徒之煽乱,而且有防河之警扰,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,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,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……村无吠犬,尚敲催征之门;树有啼鹃,尽洒鞭扑之血。黄埃赤地,乡乡几断人烟;白骨青磷,夜夜似闻鬼哭。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,不可得也;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,不可得也;欲使富之不率而贫,良之不率而奸,不可得也。(注:郑廉:《豫变纪略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84年。)

易代之际弃官返乡的宋应星,除所著《天工开物》向为学人推崇外,尚有刻于崇祯末的政论著作《野议》。他是预感到危机逼近的晚明“醒人”之一。在该书《民财议》一文里,点出了“民穷财尽”的时代要害,也说到了多年灾荒对北方农业生产的影响,亦转录于下:

普天之下,“民穷财尽”四字,蹙额转相告语……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,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,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。

财之为言,乃通指百货,非专言阿堵也。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!所少者,田之五谷、山林之木、墙下之桑、洿池之鱼耳。有饶数物者于此,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,腰缠箧盛而来贸者,必相踵也。今天下生齿所聚者,惟三吴、八闽,则人浮于土,土无旷荒。其他经行日中,弥望二三十里,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,举目皆是。生人有不困,流寇有不炽者?所以至此者,蚩蚩之民何罪焉!(注:宋应星:《野议》,载《宋应星佚著四种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。)

这一轮“小冰河期”,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,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,万历十三年(1585年)开始变得明显,但时起时伏,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,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(1667年),态势呈倒u形。(注:这一灾变在江南也有明显的反映。笔者据《杨园先生全集》、《阅世编》、《历年记》、《补农书》、参《松江府志》、《嘉兴府志》以及《启祯闻见录》、《李煦奏折》等资料,作过年表汇总,证明周期变化也与文内所列时间范围对应。将另文叙述。)

魏斐德《洪业》开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灾害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影响,援引埃尔文的统计,1585—1645年,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 %。(注:[美]魏斐德:《洪业·导言》,第8页。)但从整个周期看,不是自然灾变立即就会引发社会动乱;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,尽管仍处于灾变期内,社会秩序却在逐渐修复之中,两者的关系绝非完全重叠“同一”。

呜呼,说不尽的明清易代种种历史原委!面对偶然、必然的哲学难题,甲申之际的各种人,都表现出一种迷惘:说完全是天变所致,是也不是;否则“谋事在人”,又怎么说?难道混沌的历史,真像先哲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里所说,有一种神秘的综合力量在主宰,它叫做“气运”?那么,“气”是什么,“运”又是怎样产生的呢?

王夫之说“气运”,概念演绎得有点神秘,但反复读《读通鉴论》就知底了,老先生其实还是从“人气”、“民心”上去发挥。每当王朝中后期,总会有神经过敏的知识分子凭感觉跳出来,大叫世风日下,国运不济,实际上却是:什么都可能发生,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。但有一点没有疑问,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。

有忧患意识,意识到危机,说明还有希望。凡属王朝灭亡,都是麻木不仁,听不得危言耸听的警告,结果什么毛病都改不了,天灾人祸一齐奔来。天灾可能造成经济恐慌,若无人祸烈火浇油,“天崩地裂”也是可以避免的。

沙龙3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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